阎立峰 刘露丨交易成本视域下美国新闻客观性生成历史再探讨

摘 要  从交易成本的理论视角解释为什么新闻客观性原则会发生、发展于美国的商业报纸，无疑是一个新的尝试路径。既往的以职业意识形态为推导前提的研究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新闻客观性原则是诞生于美国的商业环境之下，伴随着商业报纸的发展一起发展的，而作为新闻和新闻“客观性”的生产主体，商业报纸有着自身的价值规律和商业逻辑。研究认为，对于商业性报纸而言，客观性原则不仅仅是报纸的编辑方针，还是一种重要的经营策略和治理机制，可以降低报业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市场交易费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加利润空间，而这才是新闻客观性原则出现和长期屹立不倒的核心所在。

关键词 客观性；美国新闻史；交易成本

倘若视新闻的客观性为一个本质性问题的话，那么出现哲学立场上的争议就是必然的。如有人认为新闻报道“不客观”，有人认为新闻报道“不可能客观”，还有人认为新闻报道“不必客观”。不管争论结果为何，在长期的新闻报道实践中，客观性原则已然成为西方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准则和行业规范。如1923年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所采用的新闻伦理规约就明确要求新闻从业人员要向大众提供“真实、准确和不偏不倚”的新闻报道。

现今，关于新闻报道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客观以及新闻客观性原则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各方都有其说法和依据，本文并不打算就此问题继续做本质论意义上的探讨，而着重关注问题产生的历史条件，致力于解释为什么新闻客观性原则会发生、发展于美国的商业报纸。

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首先归纳了关于新闻客观性起源的一些代表性观点。罗伯特·哈克特和赵月枝认为客观性是启蒙思想和民主话语的遗产，最先诞生于劳工报刊，后来被商业报纸所簒用。詹姆斯·凯瑞认为新闻客观性原则是伴随着电报技术的发展而逐步确立的，其时为了使新闻能够被“任何政治派别的报纸”所用，通讯社被迫制作“客观的”新闻，该做法促使了政党新闻业的分崩离析，给新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与上述看法不尽相同的是Streckfuss和舒德森等人在历史考据基础上所提出的观点。Streckfuss认为客观性的出现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舒德森进而提出，20世纪由李普曼倡导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与科学的联系之上，是为了回应报道的“主观性”和现实的失落感才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和职业理想应运而生的。不过，根据学者Mirando的考察，虽然“1800年代的新闻教科书中作者都没有特别提到客观性一词，但其所使用的术语和解释通常没有一个是与客观性无关的”。因此，也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新闻客观性可以追溯到更早。

本文认为，学者围绕新闻客观性的起源之所以产生认知上的分歧，原因就在于客观性原则“不仅仅是记者的职业理想，而且是新闻实践的常规方式”。事实上，就其形成发展过程来看，从殖民地早期的“平衡”“对等”原则到便士报时期所谓的不偏不倚、事实与意见分开，从19世纪后期的相信事实就是真相，再到20世纪作为科学方法论和职业理想的客观性的诞生，这些都可以说是“客观性历史链条中的环节”，是态度和方法上的循序渐进。因此本研究认为并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或是过于纠结“客观性”一词出现的具体时间。反而，既往的研究大多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新闻客观性原则其实是诞生于美国的商业环境之中，是伴随着商业报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作为新闻和新闻“客观性”的责任主体，商业报纸有着自身的价值规律和商业逻辑。所以，重回客观性生成的历史语境考察商业报纸的影响就变得十分有必要，同时，本文还引入了交易成本的概念，以期找寻导致客观性原则诞生的新的阐释路径。

一、利润最大化和降低交易成本：商业报纸的价值规律与商业逻辑

商业报纸主要是区别于非商业性报纸而言的。非商业性报纸，顾名思义，指的是以非商业性意图为目的导向的报纸，如用于论战的政党报和用于组织宣传的劳工报，这类报纸常常脱离经济规律开展新闻活动。虽然盈利与宣传并不总是表现为二律背反，但当盈利与它们的根本目的发生冲突时，以其他意图作为优先考虑的非商业性报纸与商业报纸之间是有着本质差别的。正如罗伯特·E·帕克所说：“商业性报纸与其他类型新闻期刊的区别在于，商业性报纸主要是一桩生意……主编们发现，如果他们刊登新闻，就能获得发行量，于是他们就刊登新闻。”这里的发行量虽然只是商业报纸价值规律的外在表征，但也暴露出商业报纸的真实意图——盈利和再生产。而恰恰由于商业报纸对经济利润的追逐，才使得报纸能够排斥所有的政治立场，以市场为导向，为赢得最广大的读者而采取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便士报正是商业报纸发展的典型。Schiller认为新闻的客观性正是建立在商业报纸对保护公众利益的辩护之上。舒德森也提出只有在便士报所表达和创造的“民主市场社会”文化的土壤中，才能产生相信“事实”（facts）而不相信“现实”（reality）或者价值的“客观性”（objectivity of values）的信念。

尽管现代新闻业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属性，但是在美国，它的产权仍然主要归私人所有。尤其是报纸，在20世纪以前，它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它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有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当然，媒介私有和商业化遭受到了普遍的攻击，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媒体商业化的趋势不但没有衰减，反而还在进一步地加强。一方面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者相信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服务媒体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到合法性危机之中，“像工会、政党和立法机关一样，公共服务媒体在代表选民利益的过程中，并不能肯定自己所起作用的范围和性质”。并且对于广播行业的管制，新自由主义者也有一套说辞，他们认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广播频率进行分配是错误的，是“与新闻自由原则相冲突的”，这种分配体系应该由市场和价格机制所取代，因为广播的混乱并非由于“私人企业和竞争制度的失败”，而是没有在“这些稀缺性资源中建立产权”。在这种氛围之下，商业媒体成为行业发展的主体越来越成为一种必然。而新闻客观性正是生根发芽于这种商业化氛围之中，并受到这种商业文化的深刻影响。

交易成本，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school）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由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重要创始人罗纳德·科斯首先提出的。1937年科斯在对“企业的性质”进行讨论时这样总结道：“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这里的市场运行成本即后来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也称交易费用）。对此，科斯虽没有做进一步地说明，但威廉姆森等人却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采纳了康芒斯的建议，即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将交易成本划分为事前交易成本和事后交易成本两个部分。事实上，由于不同的交易涉及不同种类的交易成本，因此交易成本是很难进行明确的界定和列举的。不过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交易成本的界定，而在于它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是巨大的、无处不在的，企业和市场“所提供产品与服务的范围、定价行为、合同安排及经济组织形式等一切都将受到影响”。报纸机构和新闻生产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当然也要受制于交易成本。报纸业主为了获取竞争优势、降低报纸生产的交易成本，不断地调整自身的经营战略、运作模式和传播内容的做法促使了新闻客观性先是作为一系列的操作规则，继而作为一种职业规范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基于以上的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闻客观性其实就可以被认为是反映了报纸从业者为减低报纸生产的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下文也将深入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考察交易成本是如何影响到客观性原则基本内容的形成。

二、事实报道：取决于交易环境的改变和诉讼风险的高低

（一）19世纪30年代以前：事实报道在政党纷争中陷落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报人其实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新闻内容的真实准确性，如为了实现对所有国际和国内事件进行真实的报道以至于宣称要在报纸上公开假新闻作者姓名的哈里斯和要求在重要的地方派驻通信员的约翰·坎贝尔。就现实意义而言，我们以为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满足美洲殖民地人民的信息需求以增加报纸的发行量，提高报纸“聚财谋生”的能力；二是降低印刷商们办报的政治风险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要知道发端之初的美洲报纸不仅需要接受殖民地政府的新闻检查，还有可能在出版发行后面临殖民当局的法律控诉。而人们相信如果报道属实便是无罪，尤其在1735年的曾格案之后。所以，新闻的真实准确不失为“早期报人对付新闻检查和‘诽谤’指控的一种重要的托词”。不过，话虽如此，早期报纸对政治敏感议题仍然是避之唯恐不及。就曾格案来说，殖民地的大部分报刊对此都只字未提，显然不是因为事件不具备新闻价值，而是因为对此进行刊载的政治风险及可能导致的较高的事后交易成本，而这些都与报纸的商业稳妥策略相违背。

同一时期，报纸的商业属性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办报实践中表现得亦十分明显，甚至因此催生了客观性原则的早期萌芽。虽然富兰克林本人并未提出任何相关的理论构想，但陆晔认为“他基于‘当人们各持己见的时候，双方均应享有平等的机会让公众听到自己的意见’的所作所为已从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对报道单纯反映客观事实的浅层次理解，而是在言论出版自由口号下所身体力行的某种意义上的‘平衡’和‘对等’原则”。然而，人们并不能因此忽视富兰克林办报实践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诉求。况且，1731年富兰克林在《宾夕法尼亚公报》上发表的“对印刷商致歉”一文中也说道：“人们有各种观点，印刷商是把它们作为生意的一部分去印刷它们……假若所有的印刷商都要确保所刊印的任何内容都不会触犯到任何人的话，那么他就没什么可印的了。”由此可见“双方均应享有平等的机会让公众听到自己的意见”（富兰克林语）的说法固然符合言论自由的理念，但实际上是印刷商为维护自己经济权益而提出的主张。所谓的“平衡”和“对等”原则其实也是印刷商为了在多元市场需求中间寻求平衡、降低机会成本的结果。因此，阿特休尔认为富兰克林是发现“出版自由具有商业现实性”的第一人不无道理。

不过，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尽管“平衡”和“对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给《宾夕法尼亚公报》带来了经济上的效益，但该报的成功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富兰克林在办报期间除了小心地避开一切诽谤和人身攻击的文章外，邮政局长一职对报纸的经营也不无裨益，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坦白的：“尽管它的薪水很少，但是它便利了信件的往来，间接地改进了报纸，增加了它的发行量，同时也招徕了更多的广告业务。”其结果是该职位在大大地增加了富兰克林收入的同时，也使得作为劲敌的另一家报纸走向衰落。这从侧面说明，《宾夕法尼亚公报》的成功模式并不能被殖民地其他报纸所复制，仅仅依靠“平衡”和“对等”的原则并不能使同时期的其他报纸获得同样的成功。

缺乏言论出版自由法律保护和良好市场交易环境的报纸行业只能在各种政治立场中摇摆不定，1765年的《印花税法》则成为殖民地报纸走到殖民当局对立面的重要影响因素。作为一种廉价商品，由于无法承受印花税所施加的沉重负担，殖民地报纸不得不依附殖民当局或起而攻之。由此也不难看出，报纸卷入政治斗争在一开始实为迫不得已的选择。只是，“本来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介入政治的报刊，马上就会发现，他们的脚已无法从政治中抽出并且将越陷越深”。因此，即便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得以顺利通过，缺乏经济根基的报纸不但没有从中获益，反而进一步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而到1800年前后，被控犯有煽动性诽谤罪并被判有罪者也竟有一半以上是与报纸有关。可见，对于报纸出版发行商而言，独立后的政治风险实际上有增无减。美国历史学家大卫·斯隆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报纸的最高目标就是服务于党派事业”。但显然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并没有给商业报纸太多独立的空间和发展的机会，报纸胆敢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很可能招致两方的攻击。就如当时稳健的观察家尼禄（Hezekiah Niles）所言：“在美国当前的状况下，每一报纸发行人都不得不选定自己的立场。”这样至少还可以获得经济上的资助和支持。

（二）便士报时期：事实报道成为商业性报纸降低诉讼风险的重要手段

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上半期，历史学家认为是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将他的平等信仰和民主政策付诸实践促使了美国社会发生根本改变。政治领域的“民主革命”和经济领域的“市场革命”导致了舒德森所说的“民主市场社会”的兴起。随着新闻市场需求的增加、办报政治风险和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报纸行业越来越有利可图。有能力的工匠和商人在成为受益者的同时也推动了报纸行业的变革。1833年，本杰明·H·戴率先凭借低廉的售价成功打开了新的报业市场，虽然《纽约太阳报》的售价远低于当时报纸的平均售价，但巨大的发行量在降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同时也引来了大量的广告生意，广告逐渐取代发行成为该报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是很快，新的商业模式就被其他报业同仁所仿效。埃默里等人认为便士报大获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便士报改变了以往以社论/观点为主的做法，将精力集中在以有趣的方式提供新闻消息上面，迎合了刚刚崛起的平民百姓的需求。然而，同时期的便士报还以公众利益的捍卫者为自我标榜，宣称编辑“始终不能离开人民，以他们的思想为思想，以他们的感觉为感觉”，报纸将“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为任何政党谋利”。事情因此复杂起来。不可否认新闻从业者确实有正直的愿望和诚恳的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从来没有能够摆脱经济的实际控制。至少对于大部分媒体业主而言，民主话语的意义更多地在于为报纸赢得最广大的读者和为自己的广告商说话。1837年，围绕放宽了限制的广告政策，便士报所进行的自我辩护便是最好的说明。

此外，这一时期，报纸对“事实”的强调也并非出于新闻从业者的自觉，记者主要是“迫于每日新闻工作的组织压力，才不得不养成呈现事实的报道风格”。正如Lincoln Steffens在自传中所抱怨的：“记者必须像机器一样报道发生的新闻，不能有偏见、色彩、风格”，“一旦记者的报道中被发现存在任何个性化的迹象，就会被训斥，并立刻被镇压”。

那么由此引出的下一个问题是，媒介机构为什么把“事实”放置首位？我们认为较为可信和合理的解释是，这样做可以有效地减少报纸在道德上的风险和法律上的诉讼。早期的便士报在市场逻辑的推动下不仅太过煽情，还会制造假新闻，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太阳报》的“月球骗局”。诚然，如此做法短期内造成报纸销量激增，但也为报纸埋下日后的隐患。随着报业竞争的激化，煽情和造假成为报纸之间相互攻讦的靶子，1840年和1902年以贝内特的《先驱报》和普利策的《世界报》为代表的便士报就先后遭遇了其他报刊发起的“道德战”。面对批评和指责，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就像殖民地早期报刊一样，“事实”成了所有报纸的同一口径和主要遁词。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事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护报纸免于“诽谤”的指控，极大地降低了报纸的诉讼风险。因而，纵使有记者抱怨僵化的“事实原则”给他们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但报纸业者仍有不得不继续这样做的理由，并进一步强化对事件准确性的要求。编辑让记者牢记的是事实，更是不要有任何造成诽谤的风险。所以，与其说是一种信仰或信念，事实报道更像是报纸从业者们为降低事后诉讼风险的一种事前策略性行为。

三、电报与通讯社：时间和传输成本控制催生新闻的“标准化”和“倒金字塔结构”

技术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但新技术从来不是从真空中发展出来的，其普及更是取决于社会需求。而“如果一种技术的发展需要正好符合社会真正有决策权力阶层的优先利益，那么它就可以迅速吸引资源的投入和官方的认可、允许或鼓励”。电报技术的发展过程正体现了这一规律。虽然早期电报技术遭到美国国会的拒绝，但19世纪上半期，便士报及其业主却成为电报成长的主要推动者。《巴尔的摩太阳报》率先采用电报通讯电缆；《费城公众基石报》的威廉·斯温不仅给第一个商业电报公司——电磁电报公司大量投资，还出任董事一职；而为了发送电讯稿，詹姆斯·G·贝内特也花费不菲。此后，尽管电报技术对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却很少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因为人们仅将电报视为传递信息的工具，认为“电报是专为信息服务而开发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才在《技术和意识形态：以电报为个案》一文中对电报技术的社会影响和文化意义作了全面考察。在他看来，电报技术出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加快信息的传播速度，电报技术还通过“闪电式”的速度“消灭”了地理意义上的“空间”的概念，“将市场从特定的背景，即从历史性的地方中解放了出来”，促使商品的贸易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其影响下，美国社会结构和交往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新闻业正是其中必不可少而又深受影响的一环，这主要表现在通讯社的兴起和新闻“标准化”的诞生。

19世纪电报公司的快速发展先是直接威胁了传统报刊的新闻采集地位。1848年，为了阻止电报运营商仅为出价较高者提供新闻服务，防止行业垄断，以《纽约论坛报》和《纽约太阳报》为首的几家报纸着手合作，推动了美国第一家通讯社“港口新闻合作社”（美联社的前身）的成立。在欧洲，通讯社的出现虽早于电报技术，但直到电报技术出现后，哈瓦斯社、路透社和沃尔夫社才通过对技术的控制形成对信息和资本的垄断，四大通讯社开始成为实际的全球信息控制者和批发商。而通讯社的建立也进一步地促使了现代意义上的“客观新闻”的诞生和普及。一方面，作为全球媒体的信息提供商，通讯社为了“使新闻能够被任何政治派别的报纸采用”，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缩小生产和机会成本，因而采用了一种“客观的”“科学的”“去语境化的”语言和标准化的组织程序，在把“新闻”变成“标准商品”的同时，也把“客观”变成了这一商品的生产标准。另一方面，此时美洲，正由人际关系交换社会向非人际关系交换社会转型，随之而来的是报纸熟人网络和熟人关系的断裂、地缘优势的丧失以及交易不确定的增加和交易费用的上升，因而为了降低交易费用的大众报刊也越来越倾向于联合和采用一种客观、中立的报道。于是，“客观新闻”也就得到了快速的普及和发展。1838年，当塞缪尔·莫尔斯向美国国会展示他的电报机原型时，“人们只是笑话他，并把他这奇怪的玩意儿与催眠术和‘动物磁力说’相提并论”，没人想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电报技术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观念和新闻业的发展，“电报不仅导致了大规模新闻采集和现代新闻观念的产生，而且为新闻的标准化这个也许是现代新闻业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开辟了道路”。

电报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众所周知，战时电报技术的使用还催生了新闻报道的“倒金字塔结构”。首先，为了降低信息丢失的风险，记者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前面的做法促使了报道结构的改变；其次，又由于当时电报价格高昂，报纸行业竞争激烈，为了缩减信息传输费用和时间成本的记者不得不以简短的事实报道取代原先的详细描述，导致了报道风格的改变。陈昌凤据此认为新闻叙事模式的转变和全世界新闻叙事结构的趋同，传播技术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诚如是，但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倒金字塔结构”的新闻报道可以通过编辑的审核以及被其他报业同仁和广大受众所接受。事实上，“倒金字塔结构”之所以被广为接受主要是因为它不仅节约了记者、编辑的时间成本，提高了他们工作效率，还适应于读者的阅读习惯。换言之，是“倒金字塔结构”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优势使其得以出现并获得结构性沉淀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电报传播和通讯社都是“民主市场社会”的直接结果，虽然反过来，电报传播和通讯社的发展也推动了“民主市场社会”的平等文化的扩展，但显然市场和资本才是这一过程中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所以，随着电报公司和通讯社之间的联合，尤其是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和美联社之间的联合，到1880年前后，美国全国约90%的新闻信息都是在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电缆里流动的，“新闻-电报垄断”越来越成为对“民主市场社会”平等文化的直接威胁。而为了使“信息的共同载体”服务于“公众利益”，1866年至1900年间，美国国会研究了70多份改革电报系统的提案，但改革者们希望通过建立政府所有权（或促成政府同西部联合公司的竞争）使美国通讯网“民主化”的愿望最终在人民党运动的衰退和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大规模游说下云消雾散了。这说明在美国政治文化向多元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那种以市场为核心的全国性横向联系的专业组织已经步入历史舞台，并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如果此前还可以说“客观”是媒体被动妥协的结果，那么此后，“客观”更多地只能说是媒介主体的有意识建构。

四、20世纪以后：新闻外部性促使“客观性原则”策略化

20世纪20年代以前，人们对报纸的所有指责还主要是针对新闻的不真实。在此情形之下，《纽约时报》宣称自己刊印“所有适于刊载的新闻”，编辑记者们则声称自己绝对忠诚于事实；心理上他们也确实相信自己所报道的事实就像真理一样无可辩驳，但这种对世界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认知未能持久。得益于20世纪大众传播业的快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宣传大战。在“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名义下，参战政府不仅垄断了战时的所有信息来源，要求新闻检查，有关当局还设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如美国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发布与战争有关的资讯、生产宣传手册、制作宣传影片等。虽然这些宣传的说服效果后来被证明是有限的，但传播效果研究也证明了大众媒介在决定人们想什么方面具有强大的威力，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通过新闻机构供给的信息去了解外部世界的。并且新闻媒体也确实需要为战争担负一定的责任，因为“若记者缺少新闻源，就很有可能采用宣传员已准备好的演讲稿、采访稿和其他类似材料”，而这样做显然能够缩减新闻信息获取的时间或关系成本，获得竞争上的优势地位和避免落于人后。另外，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研究，拉斯韦尔也发现“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品质是最适合宣传工作的。在世界大战中，宣传领域的明星几乎都是新闻工作者”。

战时宣传和战后公共关系的发展很快使西方媒体行业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之中，这既是一次职业危机，更是一次行业危机。当人们意识到新闻媒体强大的外部影响以及不再相信事实“不言自明”之后，解释性报道不仅不能消除人们的不信任感，还令新闻从业者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冒更大的被起诉的风险。因此，即便解释性报道获得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支持，但始终未能成为新闻报道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通过一系列“组织机制”和“战略仪式”的形式被表达出来的所谓的“客观”的新闻报道，它们采用署名制，注明新闻来源，使用引号标识特定概念，使用中性词，以及呈现所有利益相关方在新闻事件上的观点，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媒体所精心打造的“客观性原则”。事实也证明，“无论是对于记者还是对于媒介经营者而言，客观都是一种明智的策略”。通过客观性原则，记者使自己免于编辑的责难，而媒体机构则从一种两难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在提供公共信息和谋求商业利润的冲突中找到了平衡。通过对客观性的标榜和实施，新闻业主既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化，有效地防止了政府干预，维护了传媒的私有性和独立经营权，又转移了潜在的不确性风险，重新树立了媒体的良好形象。不仅如此，客观性原则甚至还提高了媒体的专业化程度，增加了员工的熟练程度和业务能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业主们比新闻记者们更快地迎接和拥抱“客观”。

从现实结果来看，新闻媒体的“客观”也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但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未能注意到新闻传播机构依靠“客观性原则”回避了根本问题：在一个主观的世界中，客观性理想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在一个资源不平等、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要求权利的平等或许本身就存在问题。当然，新闻从业者也确实“试图借助客观性、忽视蕴意以及拒绝（他们所界定的）意识形态等三种途径有意识地将价值摒除在外”，只不过新闻记者所试图摒除的价值，指向“比较狭隘的层次”。此时，媒体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初的誓言——成为公众利益的捍卫者，然而，或许更合理的解释是商业媒体的初衷从来都是赢利，承诺也不能超出利益的算计。约翰·基恩认为，作为反对专制体制重要的手段——现代社会早期的新闻自由理想，来源于“小规模的企业和分散的市场竞争的普遍信念”，所以，“市场竞争的特征影响到新闻出版业不足为奇”。而当19世纪“市场”逐渐取代“民主”成为人们生活的主题，公众利益被多元的组织利益取代时，这场自上而下的新闻规范化行为，也更像是媒体试图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以谋求利益最大化所导致的结果，“事实”“中立”和“客观”等便是新闻媒体降低交易成本的最佳路径。

以上可见，正如媒介批评者所暗示的那样，是“市场机制使得客观新闻成为可能”，而商业报纸降低交易成本的商业逻辑则是进一步推动了客观性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闻客观性其实也是媒体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是媒体业主们经过理性的利益计算之后的一种行为选择。

五、结语

现今，新闻客观性越来越成为一种“神话”。在此情形之下，新闻媒体仍然将其奉为圭臬，或许如李普曼所认为的那样——“随着我们的头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主观性，我们便对客观方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然而，撇去基调上的浪漫，我们认为背后更为现实和合理的解释是客观性原则不仅可以帮助新闻媒体重新树立行业权威，还可以有效地降低报纸生产的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市场交易费用——而这或许才是新闻客观性长期屹立不倒的核心所在，当然也可能是其在已经实现信息个性化定制的今天备受挑战的重要原因所在，毕竟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作为经济实体的媒体企业而言，“新闻客观性也不是新闻准则，而是公司准则”。

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认为：“历史客观性的各种思想从本质而言是相互冲突的，也是混乱的。”新闻的客观性亦是如此。但新闻客观性仍然作为职业规范被遵守着，显然不仅仅因为客观性是崇高的理想。通过历史的再考察我们发现，从殖民地早期的“平衡”“对等”到便士报开始的有意地与政治疏离，从20世纪的客观性职业理想的提出，再到社会责任论的兴起，这些都有可能是媒体所有者让媒体获得声誉的重要手段，而这种声誉显然是会产生经济效益的。虽然客观性原则要求新闻机构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去发现事件“真相”和还原事件的“原貌”，但与此同时，客观性原则却也在帮助媒体企业降低市场信息搜寻成本、讨价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甚至事后的诉讼风险等。或许人们对客观性仍然抱有殷切的期待，但事实上客观性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新闻媒体背后错综复杂利益关系的掩饰。在商业化的影响下，麦克切斯尼甚至认为“媒体已经成为一股明显的反民主（antidemocratic）的力量”。即使从一些方面看，“客观性”是企业和公众的“共赢”。

作者：阎立峰，厦门大学海峡媒体研究中心教授，福建厦门361005；刘露，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361005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3年第2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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